基于三产互动与城乡统筹的区域经济空间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关系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不断从低级向高级阶段演化.长期以来,我国三次产业之问与城乡之间的非有效联动发展导致了城乡经济空间的二元割裂,而这又进一步制约了产业的升级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现阶段,三产互动已成为提升产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此为基础和重要内涵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在有效促进城市经济空间从大...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该结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通过多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1367%;进一步的因素分解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贡献度为8.72%,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此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成因及其破解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抑制,农村金融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致使金融支农绩效水平低下,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加速进程。与已有较多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将分别从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困境进行统计描述,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支持的规模、结构及效率与同期全国和城镇水平相比都较为滞后。同时,本文认为导致农村金融发展滞后成因主要有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一刀切”式的金融政策、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偏高以及现有农村金融供给体系不断萎缩,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寻求了四点破解途径,即逐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不断提高自身经营绩效并加强金融监管。     

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

基于1987年到2008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本文发现:无论是以就业人数还是以总产值来度量,乡镇企业规模的扩大都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雇佣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生产的工业品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抵补了一部分由于劳动力流动限制而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然而,本文更为重要的发现是:与其利润率的变化趋势一致,乡镇企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年度作用递减;并且,在1998年之后,其作用的估计值在零附近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摆动。这说明城乡间的产品流动对于生产要素流动不充分的补偿作用可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在我国高度竞争的工业品市场上,位于农村的工业企业是没有优势的,因为它们缺乏城市工业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只有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加强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培育完善的要素市场,而非继续鼓励农村工业化,才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社会收入对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11省市2000户居民的调查数据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最终将关注于真实收入的差异,本文依据对西部地区11个省市的2000个镇(村)2000户居民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社会收入的差距比经济收入的差距大得多;社会收入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直接影响,使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扩大10.4%。因此,建议重视缩小西部地区城乡社会收入差距的政策设计、增加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收入、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收入统计。     

社会资本、扶贫政策与贫困家庭福利——基于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家户调查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社会资本分层、数据嵌套的特征,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利用贵州省贫困地区农村家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层级的社会资本影响包括扶贫政策在内的中间变量、进而对家庭福利产生的不同效应及其交互作用。研究表明,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比较贫瘠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穷人资本"的功能,其减轻贫困、改善家庭福利的作用不仅显著,而且还存在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地权的激励模式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存在严重的资金时差悖论,导致难以利用集体土地本身进行融资,土地整理融资难反过来又成为阻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瓶颈性因素。现有流转模式难以协调各种利益,不能对流转各方产生足够激励,变相征地的方式削弱了农民的土地持续收益能力,未能真正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质、同价、同权"。因此,应根据利益协调的原则创新制度设计,以地权激励引导社会资源投入,促进集体建设用地顺畅流转。     

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价格变化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南汇并入浦东新区为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而进行的。除经济和生态环境因素外,住宅价格还受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但行政因素对住宅价格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以上海市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为例,运用Hedonic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半弹性系数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定量测度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时间变化上看,行政区划调整以后,浦东新区各板块的住宅均价呈现上涨趋势,住宅价格比调整之前上涨2.74个百分点,且前阶段的涨幅较之后要大;从空间变化上看,外郊环、郊环外涨幅潜力更大。总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住宅价格变化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且不及区位、交通和住宅特征等因素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应当理性对待行政区划调整策略,不能过于奢望通过短期的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房地产价值,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开发区位的选址及区域交通和环境条件的改善,提升物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组织 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能力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主要供给者的乡(镇)、村两级组织的收入大大减少,极大地影响了公共物品供给,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社会福祉的提高,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大瓶颈。文章认为,在新形势下,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合作组织对缓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重要作用,及时调整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思路,通过配套政策支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以适应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     

“三农”政策执行过程系统研究——基于经济社会属性分析

＂经济人＂理念常被用于解释经济现象中的利己行为,但是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农民,社会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三农＂政策执行过程中,＂经济人＂和＂社会人＂属性共同对政策执行结果造成了影响,通过保定市的调查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